直男审美！张艺兴为孙红雷女儿选芭比娃娃做礼物张艺兴孙红雷芭比娃娃

一个微胖的男人，精赤上身、光着脚走在连土路都没开发的山里，身边跟着一条狗。“同志啊就不敢想未来，真的有一天我老了，就穿上最漂亮的衣服，到大海上去旅游，趁人不备的时候跳下去。”他叫阿根，这是整部纪录片出现次数最多的人。

2014年末的一个下午，玛鲨和苗酱二人找到了隐居在梧桐山深处的阿根和小海。那天天气很热，见到阿根时他光着膀子，披件睡袍在山里摘菜喂鸡，而他的男友小海，一直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厨房里有一口烧柴的大锅和一人高的柴火。

阿根并不缺钱，在多个城市有房产，小海曾是海军陆战队员，现在帮阿根打理酒吧的生意、开车、做饭和健身。每天晚上，阿根坐小海的车下山，在

酒吧更衣间换上丑角女装，然后端着酒杯在醉醺醺的人群和震耳欲聋的音乐中穿梭，一直到天亮，再与小海一起回到山上。

少年时，喜欢科幻读物的阿根经常披着军大衣，一个人踩着大雪爬上山头，坐在那里等待外星人的飞船把他接走。“我喜欢男孩子，一定是个外星人。”幼时的阿根，已觉察到他的“与同不众”。

阿根已经记不得是多少年前，他公园厕所门上第一次看到同性恋这个词儿，才意识到他可能就是这种人。战战兢兢在厕所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，他将信将疑地跟着一个与他有眼神交流的男人到了公园深处。

很快阿根熟悉了这种模式，上世纪90年代初，阿根辞掉工厂铁饭碗，跑去大连的浴池给人搓澡，也混迹于瓦房店和大连的公园与同志浴池。但他必须偷偷地，因为同性性行为在90年代还属于流氓罪，一般人都会以眼神交流找同伴，以借个火为暗号。

为了不被警察抓到，阿根在扇子的正反面写上不同的字，看到可能是同类的人，他才将扇子翻过来确认身份。

1997年，中国删除了《刑法》中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，实现了同性恋非罪化。不久，阿根与小伙伴们南下上海，经历了一段7年的婚外恋情，最后落脚深圳，从夜场的变装丑角变成了酒吧老板。

这段时间，中国同性恋实现了从“非罪化”到“非病理化”的过程，从科学角度阿根们与非同性恋这平等了，但“外星人”仍旧没有被父亲接纳。

直到今天，阿根每次回家，父亲还是会绕开他，直接和站在阿根身后的二哥打招呼，“老二，你回来啦”。

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中，同性恋者跟异性恋者同样有着悲欢离合，“当同性恋者面对镜头诉说逼婚、失恋，爱的渴望和对孤独的恐惧，他们与我们并无不同。”

从最初的照片拍摄，到后来纪录片成形，8个月的时间里，玛鲨和苗酱拍摄之旅走过11个城市，采访48位和阿根有着不同经历的同性恋者及家人，几百个小时的素材，慢慢勾勒出交界处的一张张清晰的脸。

他们发现，真实的同志王国，和当初的想象完全不同。

拍摄前，接触过同性恋朋友的玛鲨却一度相信，同性恋者已经可以光明正大的生活在“白天”，他们可以在校园里手牵手，会在社交网络里秀恩爱，“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生活的社会已经足够包容了”。

而同样在媒体工作的苗酱则觉得，阿根们不被家人接受、也并没有社会包容，同性恋者们不能见光的生活里弥漫着恐惧和压抑。

直到玛鲨正式地问一位常在朋友圈里秀恩爱的同性恋朋友，“你是出柜了吗？”

得到的答案让玛鲨震惊，那个朋友非但没有出柜，还和恋人计划好各自找个女人结婚，为了家族能够传宗接代。

2014年夏天，玛鲨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，和男友苗酱一起寻找同性恋拍摄对象。

这个选择却不被同行看好，他们拿着成片毛遂自荐却被大多数纸媒拒绝。一位资深主编不曾看过玛鲨的项目就表示，“对这个选题特别没有兴趣。”

为了避免刻板印象中同志的形象和标签，玛鲨和苗酱开始寻找愿意正对镜头的同性恋者，“他必须是一张面孔，而不是一个标签”，玛鲨和苗酱决定不再把他们作为异类、群体来报道，而是关注个人。

以女同性恋莫莫与阿麦为例。在阿麦家，她说自己为了却临终父亲的愿望而形婚，应付差事的婚礼上，阿麦婚纱的裙摆都是脏的，她一点都没有留意，她的妈妈抱怨了许久。洞房之夜，“老公”就跟男友离开，她一个人留在新房里。婚后，阿麦的“老公”要找各种托辞继续赖在父母家住，万一被父母赶回新房，他就马路边坐一整天打发时间。

“至少是为了父亲好吧？”玛鲨问她，是否因为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而觉得形婚至少有一点点价值。阿麦却告诉玛鲨，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向父亲坦白，“父亲也许会接受真正的我，而那次形婚根本毫无意义”。

如今，阿麦离了婚，也向母亲坦然出柜。那张铺着蓝色碎花床罩的双人床就是他们的世界。

那次采访后，玛鲨和苗酱深受震撼，那个属于同性恋的王国既不想苗酱所想的那样黑暗，也不是玛鲨以为的那样光明，“现在仿佛是黑夜和白天的交界处，一些人还藏在黑夜深处，一些人已走出黎明，而这个交界处正式一个充满故事的阶段。”

或许正是交界处的抵抗和挣扎打动人心，今年五月，关于《从黑夜到白天》的H5页面在朋友圈里刷了屏。

有人看到从容妈妈读着女儿出柜的信而落泪，有人听到密陶略带娇羞地说“具体细节我就不描述了”而发笑，有人因李伦佐和爱人30年的“同志婚姻”而感慨，有人为阿根托着狗的下巴把它当做孩子而动容……

当然，也有人为了反对而反对。

其实，对于应该怎么对待同性恋，玛鲨在图组和纪录片里只字未提，“这一次是想呈现一张张具体的脸，当看到具体的脸，便不会因为不了解而恐惧”。但网络上，咒骂和诋毁的言语仍然不减——同性恋的话题天然能够引起直人们无限的好奇心。

就在5月17日，“世界不再恐同日”的两天前，玛鲨带着纪录片《从黑夜到白天》回母校汕头大学分享拍摄经历。她完全没想到，来看片子的人挤满报告厅，演讲台前都围满了人。

分享会负责人说，“几年前，报告厅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爆满，同样是讨论同性恋话题的讲座”。

不同于此前和同志群体交流拍摄成片，直人们不遗余力地发问那个不甚熟悉的群体。“你拍摄的人能代表大多数同性恋者吗？”，“片子为什么只有美的一面？同妻的痛苦呢？艾滋病的隐患呢？”，“片子是在要求我们接受同性恋群体吗？”，“这样的片子会不会让更多人变弯？”

事实上，玛鲨镜头里的48位拍摄对象几乎是整个中国愿意出镜的人。“愿意出镜的通常是自我认知好的那一部分，都算是幸运的。”玛鲨感叹。选择出镜至少说明自己接纳了自己，而他们的家人在经历过震惊、不解、难过、纠结后，大多选择了接纳。

更多的人一直身处于孤立的暗角，出于道德、责任、自我怀疑种种可能，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，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镜头前。

玛鲨每次带着设备去恳谈会，都会到不可拍摄区域坐下来听，“那里有更精彩的故事，但他们只愿意和同类交流，离开会场就又回到黑夜的王国”。

《从黑夜到白天》并没有着重呈现同妻、老年同性恋、拉拉这些相对特殊的群体，玛鲨说会把这些放在后续的拍摄内容里，“那将是更为沉重的部分”。

玛鲨时常想起那个除夕夜的傍晚，阿根去到小时常去的那座山头，一座高铁桥横在前方，时不时有往返北京和大连的列车呼啸而过。“他有妻子的，我们也见过，只是平时不去接触”。

大雪刚过，踩着残雪上山，雪花细细如粉末飘起。夕阳极好，回程时车窗外是一片梦幻的浅蓝，小海不能陪着阿根过春节，滑过后视镜的路灯仿如阿根一直在等的“外星飞船”。